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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现代性研究的升温,现代性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与国外的现代性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复杂。直接从国外借鉴这个概念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国内学术界存运用这个概念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前亟待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再从概念出发分析具体的现象。其实,这个思路同样适合于对包括中围的艺术、文学等现象在内的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不们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征,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历史性的变迁。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误读,都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更大的复杂性、含混性。因此,必须做些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梳理从西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演变,以达到对中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由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出现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多种思路,加上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因此清理这些问题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需要众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分析的思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即从特性角度的阐释)以达到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通常而言,在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更为明显)的认识上,主要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个基本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的主要原因,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选取了特性(quality)的视角,并分析了以这种视角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分析视角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当主要从某个视角来研究西方的现代性时,通常有可能造成对其他视角的遮蔽,因此也需要结合其他视角来说明从某一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资本的产生和扩张,它引发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制度的巨大冲击,并建立起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形式理性对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挤压和取代,形成了“现代性的铁笼子”;齐美尔(Simmel)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对主观文化、个体文化的压制。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继承了韦伯的思路,在他看来,从18世纪以后,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逐渐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领域,而且各负其责,“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所以,西方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还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把它们定性为旨在反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的保守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未完成性,并寄希望于理性的重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矛盾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表现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性是特定时期内西欧社会在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依此思路,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矛盾性的现象,这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美学现代性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已经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不相容:“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但现代性的矛盾尤为强烈。而且,其矛盾是全局性的,不但表现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上。
此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并把反思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鲍曼把矛盾性作为现代性的特性,但他也洞察出了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反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认为,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产生时,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也带来了人的自主性和未来的观念,并引发了对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及其合法性的质疑,即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思意识。而且,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促成了对传统的怀疑,对既定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前提等因素的质疑,并探索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反思也同样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扩张,现代性的第一轮扩张从19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20世纪到现在则是现代性的第二轮扩张,在现代性的这两轮扩张中,反思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使我们感受到了反思意识的巨大作用,并研究它在塑造个体、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阐释者的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导致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较为一致的理解。
人们对西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主要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阐释西方现代性的含义。
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统,还可以联想到一些诸如“保守”、“落后”、“落伍”、“陈旧”、“危机”、“封建”等语汇。相反,当我们谈到现代、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进步”、“前进”、“革新”、“革命”、“创造”等语汇。当我们再进一步谈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头脑中也许会涌现出一些诸如“断裂”、“鸿沟”、“对抗”、“对立”等语汇。由此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和障碍,并欲除之而后快,尽管传统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了阻力,也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但实际上,这些无意识的看法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传统的命运。而且,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也是传统遭受打击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断裂或者说反传统就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上一再地显现出来。传统社会主要基于一种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道德的约束力、血缘性的家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社会成员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基本上把个体固定了下来,但现代性的发展却打破了这些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首先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式的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了,代之的是商业社会的崛起和政治自由度的增强,并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基础,传统的规定也逐渐失去了其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土壤。由于面临着新的环境,传统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减弱。对个体来说,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个体所受的束缚,个体能够自由或比较自由地流动,个体面临的选择和机会都增加了,这些因素使他体会到了传统的衰落,调整传统中的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生存的各种可能。这样,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受到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传统对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个体自由的束缚。同时,社会和个体也开始质疑传统的合法性,甚至从根本上反对各个领域中的传统,这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西方现代性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的冲击,在托克维尔、马克思、腾尼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把个人分裂为“原子式”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充满了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社会,它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腾尼斯看来,现代社会冲垮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并促使了它的瓦解;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撕裂了完整的社会,也淡化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理性化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又一个基本特性。理性化是韦伯最初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贡献,经过众多学者的发挥,逐渐成为概括西方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观念。韦伯认为,宗教能够提供对世界意义、生命意义的合理解释,也是行动意义的来源。因此,宗教不仅起着决定人生信仰、价值和方向的作用,还影响到人生道路的选择、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理性化”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宗教的衰微,其结果是人们信仰的坍塌。“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除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面临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尴尬局面。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4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值合理的行动类型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行动者追求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目的直接相关;目的合理的行动只是达到H的工具、手段和中介,行动本身并不与终极关怀挂钩。在西方社会中,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但随着宗教的衰弱和意义的“理性化”过程的展开,二者之问的分裂、冲突和矛盾加剧,其结果是前者受到挤压和排斥,后者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目的合理性Ⅱ王可以称之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受“客观因果法则”的制约,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合理性缺乏客观的标准,是一种与主观有密切联系的理性。这样,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通过算计来实现其目的,并且不必顺及信仰、价值、伦理、义务、责任、终极关怀、真实的情感等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因素。韦伯认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类似。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科技、管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有学者干脆将科技理 性视为工具理性的代表,并且卣接以科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够直接画等号。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无节制地发展膨胀,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了对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挤压和排斥,并引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紧张,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子”。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把“理性化”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
西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性是反思性。许多学者都把反思意识视为两方现代性的特性,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传统社会不但把个体固定在相对稳定的位置上,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个体对自然、社会、道德、他人和自我的理解;但现代社会把传统连根拔起,血缘和道德的作用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个体被置于各种选择的交会点上,现代社会在扩大了个体的自由、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使个体开始质疑传统、既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现存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安排,并反思其局限,这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前提。反思意识小但促进了现代性的形成,而且还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思的对象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的反思,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行为规范,传统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都遭到了质疑,其局限性被表现出来,并可能引发激烈地冲破其束缚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第二,对知识的反思,社会系统知识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根据,当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社会时,便促进了新质的形成,并对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系统知识的反思和运用主要受到“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对秩序的反思,这里的秩序主要是指世界的秩序、人类生活环境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现代性反思、否定了秩序的“他者”,即混乱、不确定性、不合逻辑、非理性、不可协调性等,建立起了统一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而设计、管理、征服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一直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之中。
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发展来看,从特征角度对现代性的阐释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概括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方而,也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含义。我们这里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特性的排斥。相反,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特性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西方现代性的整体。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表征,审美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解审美现代性又离不开对现代性整体的把握,需要从现代性中寻找和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因此,以上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构成了我们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开辟了通道。
如果按照外延的大小来排序的话,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由大到小的三个概念。通常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在内的综合体,文化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审美现代性也只是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更小的组成部分,它被包含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中。因此,现代性为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参照和重要前提,它也在塑造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时候,也要结合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但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特性、内容,而且也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存在形态。我们将从西方现代性的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三个特性出发,逐一分析它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影响。
从反传统的视角来看,反传统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来看,反传统不仅贯穿了现代性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审美等现代性的各个侧面。甚至可以说,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显著的特征:反传统不仅决定r西方现代审美思想的变化,也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与流派更替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中,在西方现代文艺的具体门类和流派中,反传统几乎成了其合法性的最充足的根据及其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内容到形式莫不如此。而且,许多现代主义文艺流派的更替也是对自己之前的流派的否定,甚至发展成了不断否定的“新之传统”,直到产生了与现代主义存在着很大距离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想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逻辑的自然延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审美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相似性。但应该清楚,西方现代性主要反对西方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制度等方面的预设;审美现代性主要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审美传统,并建立起了以现代主义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审美范式。此外,还存在着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问的对抗,这是西方审美现代性自浪漫主义产生时就确立起来的主题,并在经典的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中达到高峰。因此,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基本的特征。
从理性化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理性化世界的反抗,对工具理性和异化的反抗,这种反抗是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实现的。随着西方现代性的逐渐展开,宗教的影响力式微,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影响都开始减弱,信仰出现了危机,尼采以“上帝死了”形象地概括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在这种信仰危机中,审美现代性试图承担起信仰的任务,这也直接地影响到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一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农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汴重心态。”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是理性化,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理性的霸权,威胁到价值理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对感性、非理性的挤压。因此,反对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霸权、反对科技对人的压迫、反对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普遍诉求。浪漫主义美学对自然、人的情感的重视,对工业、科技和西方文明的厌倦和反抗,都定下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调,并在此后的西方现代审美思潮中屡屡表现出来,也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是从浪漫主义美学开始,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和对立也逐渐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在浪漫派文学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它“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西方现代美学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有许多概括:席勒称之为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时代;尼采称之为“上帝之死”的时代;荷尔德林称之为“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 为“无家可归”、“技术的时代”、“悬于深渊的时代”;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的时代;福柯称之为“人之死”的时代,他们对现代理性化世界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性越位、信仰崩溃的世界上,西方审美现代性致力于对理想人的发掘:席勒以“游戏冲动”来弥合现代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海德格尔希望诗人为存在“去蔽”,以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码尔库塞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造感性和本能的“新感性”;福柯则通过他倡导的“生存美学”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自觉。实际上,美学产生时的最初的含义就是“感性学”,它强调感性的地位,希望通过感性来抑制理性,并试图建立起感性与理性之问的和谐。西方审美现代性则寄希望于感性、非理性对无节制地扩张的理性的反抗。弗·施莱格尔一语道破天机:“我不关心看不见的一切,只关心我能闻、能尝、能触、能刺激我全部官感的一切。”由此看来,西方审美现代性已把克服信仰危机作为自已的重要任务,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克服理性化世界,并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抗,这些特征贯穿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的现代美学流派上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从反思意识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但以审美的方式反思和表现了传统的局限性,而且其内部的各个派别电以反思的方式对待其他流派。问时,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强烈地反抗西方现代性所确立的秩序、明晰、统一、规划,甚至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切束缚。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中可以发现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这些特点。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了传统,并得出了极端的结论:反对审美成为道德、真理、认识的工具和传声筒,而以审美独立相标榜;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坚持“他人就是地狱”;自然并不是人类灵魂的理想栖息地;人与自我的关系是表里不一的对立关系。不但如此,西方审美现代性内部的各个流派也都通过反思(主要是反叛的策略)获得其合法性、发展的动力和灵感。现代主义美学是对浪漫主义美学所追求的有机论、和谐论和情感至上论的反思与反叛;后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与反叛了现代主义美学的深度模式、精英意识、历史意识、独创性和对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字)功能的过度追求,表现出了平面性、通俗性、消费性、复制、断裂和对形象的消费,后现代主义也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思意识,并把这种反思意识推进到极端:不但反思了现代主义审美的局限,而且还反思了审美创造的局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创造(更多是实验)。其次,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反思和否定了西方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它提倡不确定性、反逻辑、非理性,与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并贯穿于西方现代性之中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相对抗。现代主义的美学流派都非常重视感性和非理性:意识流对流动的无意识的重视;象征主义对与心灵相对应的大自然神秘现象的开掘;超现实主义通过自动化写作致力于对梦幻、梦境的记录;精神分析美学重视白日梦、潜意识表现出来的真实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则弃之不顾。通过这些探索,西方审美现代性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非理性、神秘、不可认识和不可控制的一面。从反思意识的角度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更多地展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性。
西方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各种阐释层出不穷,而且随着对它们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更多、更丰富的阐释,不同的方法、学科、角度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主要从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看法人手,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和具体含义,希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提供有意义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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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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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关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随着国内外现代性研究的升温,现代性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与国外的现代性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复杂。直接从国外借鉴这个概念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国内学术界存运用这个概念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前亟待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再从概念出发分析具体的现象。其实,这个思路同样适合于对包括中围的艺术、文学等现象在内的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不们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征,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历史性的变迁。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误读,都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更大的复杂性、含混性。因此,必须做些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梳理从西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演变,以达到对中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由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出现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多种思路,加上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因此清理这些问题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需要众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分析的思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即从特性角度的阐释)以达到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通常而言,在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更为明显)的认识上,主要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个基本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的主要原因,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选取了特性(quality)的视角,并分析了以这种视角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分析视角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当主要从某个视角来研究西方的现代性时,通常有可能造成对其他视角的遮蔽,因此也需要结合其他视角来说明从某一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资本的产生和扩张,它引发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制度的巨大冲击,并建立起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形式理性对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挤压和取代,形成了“现代性的铁笼子”;齐美尔(Simmel)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对主观文化、个体文化的压制。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继承了韦伯的思路,在他看来,从18世纪以后,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逐渐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领域,而且各负其责,“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所以,西方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还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把它们定性为旨在反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的保守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未完成性,并寄希望于理性的重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矛盾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表现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性是特定时期内西欧社会在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依此思路,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矛盾性的现象,这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美学现代性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已经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不相容:“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但现代性的矛盾尤为强烈。而且,其矛盾是全局性的,不但表现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上。
此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并把反思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鲍曼把矛盾性作为现代性的特性,但他也洞察出了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反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认为,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产生时,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也带来了人的自主性和未来的观念,并引发了对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及其合法性的质疑,即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思意识。而且,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促成了对传统的怀疑,对既定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前提等因素的质疑,并探索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反思也同样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扩张,现代性的第一轮扩张从19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20世纪到现在则是现代性的第二轮扩张,在现代性的这两轮扩张中,反思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使我们感受到了反思意识的巨大作用,并研究它在塑造个体、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阐释者的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导致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较为一致的理解。
人们对西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主要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阐释西方现代性的含义。
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统,还可以联想到一些诸如“保守”、“落后”、“落伍”、“陈旧”、“危机”、“封建”等语汇。相反,当我们谈到现代、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进步”、“前进”、“革新”、“革命”、“创造”等语汇。当我们再进一步谈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头脑中也许会涌现出一些诸如“断裂”、“鸿沟”、“对抗”、“对立”等语汇。由此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和障碍,并欲除之而后快,尽管传统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了阻力,也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但实际上,这些无意识的看法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传统的命运。而且,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也是传统遭受打击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断裂或者说反传统就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上一再地显现出来。传统社会主要基于一种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道德的约束力、血缘性的家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社会成员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基本上把个体固定了下来,但现代性的发展却打破了这些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首先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式的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了,代之的是商业社会的崛起和政治自由度的增强,并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基础,传统的规定也逐渐失去了其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土壤。由于面临着新的环境,传统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减弱。对个体来说,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个体所受的束缚,个体能够自由或比较自由地流动,个体面临的选择和机会都增加了,这些因素使他体会到了传统的衰落,调整传统中的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生存的各种可能。这样,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受到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传统对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个体自由的束缚。同时,社会和个体也开始质疑传统的合法性,甚至从根本上反对各个领域中的传统,这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西方现代性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的冲击,在托克维尔、马克思、腾尼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把个人分裂为“原子式”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充满了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社会,它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腾尼斯看来,现代社会冲垮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并促使了它的瓦解;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撕裂了完整的社会,也淡化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理性化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又一个基本特性。理性化是韦伯最初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贡献,经过众多学者的发挥,逐渐成为概括西方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观念。韦伯认为,宗教能够提供对世界意义、生命意义的合理解释,也是行动意义的来源。因此,宗教不仅起着决定人生信仰、价值和方向的作用,还影响到人生道路的选择、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理性化”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宗教的衰微,其结果是人们信仰的坍塌。“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
“除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面临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尴尬局面。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4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值合理的行动类型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行动者追求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目的直接相关;目的合理的行动只是达到H的工具、手段和中介,行动本身并不与终极关怀挂钩。在西方社会中,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但随着宗教的衰弱和意义的“理性化”过程的展开,二者之问的分裂、冲突和矛盾加剧,其结果是前者受到挤压和排斥,后者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目的合理性Ⅱ王可以称之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受“客观因果法则”的制约,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合理性缺乏客观的标准,是一种与主观有密切联系的理性。这样,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通过算计来实现其目的,并且不必顺及信仰、价值、伦理、义务、责任、终极关怀、真实的情感等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因素。韦伯认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类似。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科技、管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有学者干脆将科技理 性视为工具理性的代表,并且卣接以科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够直接画等号。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无节制地发展膨胀,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了对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挤压和排斥,并引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紧张,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子”。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把“理性化”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
西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性是反思性。许多学者都把反思意识视为两方现代性的特性,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传统社会不但把个体固定在相对稳定的位置上,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个体对自然、社会、道德、他人和自我的理解;但现代社会把传统连根拔起,血缘和道德的作用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个体被置于各种选择的交会点上,现代社会在扩大了个体的自由、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使个体开始质疑传统、既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现存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安排,并反思其局限,这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前提。反思意识小但促进了现代性的形成,而且还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思的对象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的反思,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行为规范,传统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都遭到了质疑,其局限性被表现出来,并可能引发激烈地冲破其束缚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第二,对知识的反思,社会系统知识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根据,当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社会时,便促进了新质的形成,并对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系统知识的反思和运用主要受到“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对秩序的反思,这里的秩序主要是指世界的秩序、人类生活环境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现代性反思、否定了秩序的“他者”,即混乱、不确定性、不合逻辑、非理性、不可协调性等,建立起了统一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而设计、管理、征服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一直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之中。
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发展来看,从特征角度对现代性的阐释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概括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方而,也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含义。我们这里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特性的排斥。相反,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特性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西方现代性的整体。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表征,审美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解审美现代性又离不开对现代性整体的把握,需要从现代性中寻找和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因此,以上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构成了我们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开辟了通道。
如果按照外延的大小来排序的话,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由大到小的三个概念。通常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在内的综合体,文化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审美现代性也只是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更小的组成部分,它被包含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中。因此,现代性为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参照和重要前提,它也在塑造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时候,也要结合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但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特性、内容,而且也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存在形态。我们将从西方现代性的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三个特性出发,逐一分析它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影响。
从反传统的视角来看,反传统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来看,反传统不仅贯穿了现代性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审美等现代性的各个侧面。甚至可以说,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显著的特征:反传统不仅决定r西方现代审美思想的变化,也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与流派更替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中,在西方现代文艺的具体门类和流派中,反传统几乎成了其合法性的最充足的根据及其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内容到形式莫不如此。而且,许多现代主义文艺流派的更替也是对自己之前的流派的否定,甚至发展成了不断否定的“新之传统”,
直到产生了与现代主义存在着很大距离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想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逻辑的自然延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审美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相似性。但应该清楚,西方现代性主要反对西方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制度等方面的预设;审美现代性主要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审美传统,并建立起了以现代主义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审美范式。此外,还存在着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问的对抗,这是西方审美现代性自浪漫主义产生时就确立起来的主题,并在经典的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中达到高峰。因此,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基本的特征。
从理性化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理性化世界的反抗,对工具理性和异化的反抗,这种反抗是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实现的。随着西方现代性的逐渐展开,宗教的影响力式微,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影响都开始减弱,信仰出现了危机,尼采以“上帝死了”形象地概括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在这种信仰危机中,审美现代性试图承担起信仰的任务,这也直接地影响到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一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农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汴重心态。”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是理性化,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理性的霸权,威胁到价值理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对感性、非理性的挤压。因此,反对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霸权、反对科技对人的压迫、反对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普遍诉求。浪漫主义美学对自然、人的情感的重视,对工业、科技和西方文明的厌倦和反抗,都定下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调,并在此后的西方现代审美思潮中屡屡表现出来,也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是从浪漫主义美学开始,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和对立也逐渐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在浪漫派文学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它“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西方现代美学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有许多概括:席勒称之为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时代;尼采称之为“上帝之死”的时代;荷尔德林称之为“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 为“无家可归”、“技术的时代”、“悬于深渊的时代”;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的时代;福柯称之为“人之死”的时代,他们对现代理性化世界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性越位、信仰崩溃的世界上,西方审美现代性致力于对理想人的发掘:席勒以“游戏冲动”来弥合现代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海德格尔希望诗人为存在“去蔽”,以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码尔库塞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造感性和本能的“新感性”;福柯则通过他倡导的“生存美学”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自觉。实际上,美学产生时的最初的含义就是“感性学”,它强调感性的地位,希望通过感性来抑制理性,并试图建立起感性与理性之问的和谐。西方审美现代性则寄希望于感性、非理性对无节制地扩张的理性的反抗。弗·施莱格尔一语道破天机:“我不关心看不见的一切,只关心我能闻、能尝、能触、能刺激我全部官感的一切。”由此看来,西方审美现代性已把克服信仰危机作为自已的重要任务,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克服理性化世界,并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抗,这些特征贯穿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的现代美学流派上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从反思意识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但以审美的方式反思和表现了传统的局限性,而且其内部的各个派别电以反思的方式对待其他流派。问时,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强烈地反抗西方现代性所确立的秩序、明晰、统一、规划,甚至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切束缚。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中可以发现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这些特点。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了传统,并得出了极端的结论:反对审美成为道德、真理、认识的工具和传声筒,而以审美独立相标榜;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坚持“他人就是地狱”;自然并不是人类灵魂的理想栖息地;人与自我的关系是表里不一的对立关系。不但如此,西方审美现代性内部的各个流派也都通过反思(主要是反叛的策略)获得其合法性、发展的动力和灵感。现代主义美学是对浪漫主义美学所追求的有机论、和谐论和情感至上论的反思与反叛;后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与反叛了现代主义美学的深度模式、精英意识、历史意识、独创性和对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字)功能的过度追求,表现出了平面性、通俗性、消费性、复制、断裂和对形象的消费,后现代主义也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思意识,并把这种反思意识推进到极端:不但反思了现代主义审美的局限,而且还反思了审美创造的局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创造(更多是实验)。其次,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反思和否定了西方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它提倡不确定性、反逻辑、非理性,与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并贯穿于西方现代性之中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相对抗。现代主义的美学流
派都非常重视感性和非理性:意识流对流动的无意识的重视;象征主义对与心灵相对应的大自然神秘现象的开掘;超现实主义通过自动化写作致力于对梦幻、梦境的记录;精神分析美学重视白日梦、潜意识表现出来的真实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则弃之不顾。通过这些探索,西方审美现代性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非理性、神秘、不可认识和不可控制的一面。从反思意识的角度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更多地展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性。
西方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各种阐释层出不穷,而且随着对它们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更多、更丰富的阐释,不同的方法、学科、角度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主要从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看法人手,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和具体含义,希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提供有意义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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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扬中外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和宝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审美情趣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经验,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创作养分和灵感。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论文:从艺术歌曲看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通常人们会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在不同的审美差异下,艺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种对艺术的解说和理解。由于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西方审美形态习惯于分析,中国则习惯于综合。通过对中西方社会背景差异和中西方文化的特点的探究,以及从中外艺术歌曲的美学表现上,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下的美在音乐中的体现是有所不同的。
论文正文:
从艺术歌曲看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
人们常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在不同的审美观念下,艺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种对艺术的体悟和理解。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西方审美形态习惯于分析,中国则习惯于综合,这种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中西方音乐上的差异。
中西方音乐差异的实质是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中西音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所承担的文化角色不同所导致的。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与西方艺术歌曲这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下音乐形式的美的体现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艺术歌曲”被定义为“一种由专业作曲家创作且与民歌相区别的,具有严肃艺术意味的歌曲体裁”,在《新哈佛音乐辞典》中,“艺术歌曲”被进一步解释为“是作为室内音乐会目的而创作的歌曲,以区别于民歌和流行歌曲。它在传统上是为诗歌所谱写的音乐,歌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与大多民歌和流行歌曲有所不同。艺术歌曲的伴奏是由作曲家制定创作的,而不是表演者即兴发挥改写而成”。
西方艺术歌曲源于19世纪在德奥时期的浪漫主义歌曲。而中国艺术歌曲,从一开始是以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同时又注重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按一般意义上的界定,中国艺术歌曲是西乐中融产物,迄今在我国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诞生一方面是受西方艺术歌曲的影响,而另一方而应归功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国学功底,在创作上崇尚个性、自由和感情表达艺术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的艺术歌曲。从总体上来讲,艺术歌曲是诗与乐高度融合的音乐艺术载体,既包含有诗意的文学成分,又具有强烈的音乐本体的抒情性和歌唱性。
因此,中国的艺术歌曲如同坚忍的中华民族,具有高雅、细腻、含蓄、理智的性格特征,常常用音乐语言描写外在的环境和气氛,歌曲曲调清新优美悠长,词曲的结合如同中国的国画,音乐与中国诗词的结合表现出一种语言的音乐性,营造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美。
20世纪初产生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是我国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中国艺术歌曲自诞生发展到今天,在中国的各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一大批受到当时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大多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形象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一直是我国作曲家创作艺术歌曲的主导思想;借古喻今,反映时代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与美好生活的歌颂赞美,始终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主要题材。早期的赵元任、黄自等人在艺术歌曲方面的创作实践,就以民族性为目标,不断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借鉴西方作曲手法,大胆实践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民族化。所以,力求创作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歌曲是近现代我国作曲家所追求的方向。
在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扬中外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和宝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审美情趣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经验,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创作养分和灵感。罗艺峰教授曾将中国艺术歌曲的性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带有明显的室内乐性质、趣味高雅而内在、是创作而非民歌、形式精致而规模不大、演唱声音修炼而有控制、具有诗性的境界和深刻的情感以及个人性的表现与美学追求。并指出中国艺术歌曲之“人的发现”是其哲学化存在的根本;“内在性”是其美学品格要素;“小叙事”是其创作的出发点;“精致”是其雅文化的表现。
中国人讲求含蓄,在音乐表达上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中国音乐的创作喜好将主题思想放在最后,正如一句诗中描写的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西方音乐讲求豪放,属于开放式的风格,一开始就出现主题,然后再慢慢阐述具体内容,有震撼力。
在整个西方文化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在艺术中得到如此多的表现。在音乐而言,博爱、宽容、谦卑中透着坚毅刚强,为人类无私奉献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代代音乐家着力表现的一个美学意象,成为音乐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
西方自古希腊音乐体现为对音乐结构的动机、乐汇、主题、乐句、乐段及各种曲式、各种体裁探索的肇端。即探索它们本身的意义和它们在结构中的作用,探索它们的表现能力等等,侧重于从音乐结构的内部来研究音乐,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和音乐的美学。因此西方艺术歌曲内容明确、技法简练、创作快捷且直抒胸臆,它能快速捕捉瞬间情感,使一部个性鲜明的音乐作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生动、感人。
形式逻辑在希腊发端后,大大地推动和影响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正因为希腊 形式逻辑较为发达,因而西方后世音乐艺术的曲式进入专业创作后就得到了有意识的发展,有一段的民歌、民谣,有单、复二段体和三段体曲式,有回旋曲式、变奏曲式、奏鸣曲式。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体裁结构,而且还善于适中地运用各种形式去表现各种情感、思想、内容。
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化壁垒是文化差异的有形的外部表现。而其内在的、无形的表现则是由于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在西方,人们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神秘的宗教便成为西方古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宗教文化。而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在古代审美思维方式上是 “贵悟不贵解”,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 “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
具体的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方由于音乐地域、民族以及时代的差异,所以中国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美学也存在着差异。
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源头是儒道两家提出的音乐美学思想,皆由春秋前萌芽状态的诸多音乐美学观点发展而来。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美学发展史,一直都是以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流。既追求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又强调“洪天音真”。反对束缚人生、束缚音乐。所以中国音乐的审美标准是有情感而不狂放,有欲望但却含蓄。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对中国音乐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音乐追求意境深远、模糊朦胧,以含蓄、淡泊、空灵为上品,以抒情为主和追求意境深远为特征。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意境,美好的意境可以给欣赏者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带来思想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升华。 而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则主要有两大思想流派,即“他律论”和“自律论”。所谓“他律论”强调的是音乐的美受音乐形式之外的(包括情感社会)影响,它强调一种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即情感音乐美学;而“自律论”正好相反,它强调音乐的美仅仅来自音乐自身,内在的要素决定音乐的形式美,强调音乐的内容。
2、从音乐作品特点的比较,中西方因思维方式不同,在音乐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简而言之,中国为“一曲多用——重再创;西方为专曲专用——重原创。”“一曲多用”是以尊重原有作品的风格和原有欣赏习惯为价值取向的,创作中仅将某“基本曲调”稍加变化,可赋予该曲以新的内涵。“专曲专用”则以作品的个性为追求目标,无论在作品的形式上还是在创作技法上,均以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为原则。
3、从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创作也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等特点。所谓集体性,是指作品中所凝聚的劳动不是某一作曲家的个人行为。所谓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是指创作时,作曲家是歌唱家或演奏家于一身的。作曲的同时也就是歌唱或演奏的过程,没有一二度创作的分工,具有极强的即兴性。而西方音乐作品(主要指西方专业作曲家的作)的创作方式,具有个体性,一二创作分离的特点。西方音乐作品属于作曲家个体劳动而为,体现出浓厚的个性特征。同时,在一二度创作上呈分离状,即作曲家的创作仅仅是完成乐谱而已。
从审美观念来观察中西方音乐我们发现,中国音乐讲究作品的意境、气韵,强调创作的神妙,风骨,注重表现的含蓄、婉转,喜好艺术形式的中和适度。而西方音乐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息和道德教化色彩,表现形式较为固定,常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西方音乐逐步加入上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对感情的表达直白、激烈,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能力。到了20世纪,西方光怪陆离的音乐现象已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与欧洲传统技法、中国传统音乐技法,现代创作技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歌曲。欧洲艺术世界此时受到东方文化的滋润并逐步渗透到欧洲的文化情趣和生活之中,而欧洲作曲家对中国音乐的兴趣,也开始从异国情调与题材上表现了出来。打开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总之,随着文化发展的日益国际化,多元化,追求多层次、高品位的精神享受已成为社会时尚,具备时尚品位、典雅风范的艺术歌曲其审美价值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使得艺术歌曲在人们精神享受空间中得到了空前繁荣。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是在与欧洲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交融,借鉴西方音乐精髓的同时,充分肯定其本土性,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逐步的借鉴、进步。
[1]李曙明.中国艺术歌曲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何震.文化差异与挑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王登峰,崔红.解读中国人的人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蔡际洲.从思维方式看中西音乐之比较——关于中国音乐研究 与创作的哲学反思[J].音乐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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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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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点的不同,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特性有不同的阐释,但他们主要关注其断裂、理性化和反思性特征。实际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们影响了西方现代审美思想和现代关学流派的发展,并使其呈现出反叛西方审美传统、反对工具理性和反思西方审美局限的特征。
对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随着国内外现代性研究的升温,现代性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与国外的现代性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复杂。直接从国外借鉴这个概念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国内学术界存运用这个概念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前亟待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再从概念出发分析具体的现象。其实,这个思路同样适合于对包括中围的艺术、文学等现象在内的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不们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征,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历史性的变迁。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误读,都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更大的复杂性、含混性。
因此,必须做些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梳理从西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演变,以达到对中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由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出现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多种思路,加上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因此清理这些问题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需要众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分析的思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即从特性角度的阐释)以达到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通常而言,在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更为明显)的认识上,主要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个基本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的主要原因,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选取了特性(quality)的视角,并分析了以这种视角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分析视角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当主要从某个视角来研究西方的现代性时,通常有可能造成对其他视角的遮蔽,因此也需要结合其他视角来说明从某一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资本的产生和扩张,它引发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制度的巨大冲击,并建立起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形式理性对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挤压和取代,形成了“现代性的铁笼子”;齐美尔(Simmel)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对主观文化、个体文化的压制。
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继承了韦伯的思路,在他看来,从18世纪以后,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逐渐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领域,而且各负其责,“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
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所以,西方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还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把它们定性为旨在反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的保守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未完成性,并寄希望于理性的重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矛盾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表现为:
(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
(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性是特定时期内西欧社会在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依此思路,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矛盾性的现象,这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
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美学现代性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已经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
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不相容:“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
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但现代性的矛盾尤为强烈。而且,其矛盾是全局性的,不但表现在社会的任何领
域,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上。
此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并把反思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鲍曼把矛盾性作为现代性的特性,但他也洞察出了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反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认为,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产生时,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也带来了人的自主性和未来的观念,并引发了对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及其合法性的质疑,即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思意识。
而且,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
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促成了对传统的怀疑,对既定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前提等因素的质疑,并探索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反思也同样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扩张,现代性的第一轮扩张从19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20世纪到现在则是现代性的第二轮扩张,在现代性的这两轮扩张中,反思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使我们感受到了反思意识的巨大作用,并研究它在塑造个体、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阐释者的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导致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较为一致的理解。
人们对西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主要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阐释西方现代性的含义。
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统,还可以联想到一些诸如“保守”、“落后”、“落伍”、“陈旧”、“危机”、“封建”等语汇。相反,当我们谈到现代、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进步”、“前进”、“革新”、“革命”、“创造”等语汇。当我们再进一步谈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头脑中也许会涌现出一些诸如“断裂”、“鸿沟”、“对抗”、“对立”等语汇。由此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和障碍,并欲除之而后快,尽管传统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了阻力,也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但实际上,这些无意识的看法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传统的命运。而且,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也是传统遭受打击的历史。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断裂或者说反传统就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上一再地显现出来。传统社会主要基于一种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道德的约束力、血缘性的家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社会成员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基本上把个体固定了下来,但现代性的发展却打破了这些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首先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式的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了,代之的是商业社会的崛起和政治自由度的增强,并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基础,传统的规定也逐渐失去了其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土壤。由于面临着新的环境,传统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减弱。
对个体来说,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个体所受的束缚,个体能够自由或比较自由地流动,个体面临的选择和机会都增加了,这些因素使他体会到了传统的衰落,调整传统中的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生存的各种可能。这样,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受到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传统对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个体自由的束缚。
同时,社会和个体也开始质疑传统的合法性,甚至从根本上反对各个领域中的传统,这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西方现代性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的冲击,在托克维尔、马克思、腾尼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把个人分裂为“原子式”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充满了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社会,它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腾尼斯看来,现代社会冲垮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并促使了它的瓦解;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撕裂了完整的社会,也淡化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理性化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又一个基本特性。理性化是韦伯最初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贡献,经过众多学者的发挥,逐渐成为概括西方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观念。韦伯认为,宗教能够提供对世界意义、生命意义的合理解释,也是行动意义的来源。
因此,宗教不仅起着决定人生信仰、价值和方向的作用,还影响到人生道路的选择、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理性化”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宗教的衰微,其结果是人们信仰的坍塌。“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除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面临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尴尬局面。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4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值合理的行动类型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行动者追求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目的直接相关;目的合理的行动只是达到H的工具、手段和中介,行动本身并不与终极关怀挂钩。
在西方社会中,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但随着宗教的衰弱和意义的“理性化”过程的展开,二者之问的分裂、冲突和矛盾加剧,其结果是前者受到挤压和排斥,后者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目的合理性Ⅱ王可以称之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受“客观因果法则”的制约,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合理性缺乏客观的标准,是一种与主观有密切联系的理性。这样,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通过算计来实现其目的,并且不必顺及信仰、价值、伦理、义务、责任、终极关怀、真实的情感等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因素。韦伯认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类似。
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科技、管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有学者干脆将科技理 性视为工具理性的代表,并且卣接以科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够直接画等号。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无节制地发展膨胀,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了对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挤压和排斥,并引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紧张,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子”。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把“理性化”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
西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性是反思性。许多学者都把反思意识视为两方现代性的特性,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传统社会不但把个体固定在相对稳定的位置上,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个体对自然、社会、道德、他人和自我的理解;但现代社会把传统连根拔起,血缘和道德的作用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个体被置于各种选择的交会点上,现代社会在扩大了个体的自由、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使个体开始质疑传统、既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现存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安排,并反思其局限,这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前提。
反思意识小但促进了现代性的形成,而且还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思的对象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传统的反思,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行为规范,传统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都遭到了质疑,其局限性被表现出来,并可能引发激烈地冲破其束缚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第二,对知识的反思,社会系统知识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根据,当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社会时,便促进了新质的形成,并对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系统知识的反思和运用主要受到“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对秩序的反思,这里的秩序主要是指世界的秩序、人类生活环境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现代性反思、否定了秩序的“他者”,即混乱、不确定性、不合逻辑、非理性、不可协调性等,建立起了统一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而设计、管理、征服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一直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之中。
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发展来看,从特征角度对现代性的阐释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概括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方而,也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含义。我们这里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特性的排斥。相反,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特性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西方现代性的整体。
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表征,审美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解审美现代性又离不开对现代性整体的把握,需要从现代性中寻找和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因此,以上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构成了我们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开辟了通道。
如果按照外延的大小来排序的话,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由大到小的三个概念。
通常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在内的综合体,文化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审美现代性也只是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更小的组成部分,它被包含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中。因此,现代性为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参照和重要前提,它也在塑造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时候,也要结合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但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特性、内容,而且也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存在形态。我们将从西方现代性的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三个特性出发,逐一分析它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影响。
从反传统的视角来看,反传统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来看,反传统不仅贯穿了现代性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审美等现代性的各个侧面。甚至可以说,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显著的特征:反传统不仅决定r西方现代审美思想的变化,也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与流派更替的重要基础和表现。
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中,在西方现代文艺的具体门类和流派中,反传统几乎成了其合法性的最充足的根据及其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内容到形式莫不如此。而且,许多现代主义文艺流派的更替也是对自己之前的流派的否定,甚至发展成了不断否定的“新之传统”,
直到产生了与现代主义存在着很大距离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想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逻辑的自然延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审美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相似性。但应该清楚,西方现代性主要反对西方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制度等方面的预设;审美现代性主要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审美传统,并建立起了以现代主义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审美范式。
此外,还存在着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问的对抗,这是西方审美现代性自浪漫主义产生时就确立起来的主题,并在经典的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中达到高峰。因此,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基本的特征。
从理性化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理性化世界的反抗,对工具理性和异化的反抗,这种反抗是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实现的。随着西方现代性的逐渐展开,宗教的影响力式微,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影响都开始减弱,信仰出现了危机,尼采以“上帝死了”形象地概括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在这种信仰危机中,审美现代性试图承担起信仰的任务,这也直接地影响到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一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农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汴重心态。”
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是理性化,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理性的霸权,威胁到价值理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对感性、非理性的挤压。因此,反对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霸权、反对科技对人的压迫、反对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普遍诉求。浪漫主义美学对自然、人的情感的重视,对工业、科技和西方文明的厌倦和反抗,都定下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调,并在此后的西方现代审美思潮中屡屡表现出来,也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主线。
同时,也是从浪漫主义美学开始,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和对立也逐渐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在浪漫派文学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它“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西方现代美学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有许多概括:席勒称之为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时代;尼采称之为“上帝之死”的时代;荷尔德林称之为“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 为“无家可归”、“技术的时代”、“悬于深渊的时代”;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的时代;福柯称之为“人之死”的时代,他们对现代理性化世界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
在理性越位、信仰崩溃的世界上,西方审美现代性致力于对理想人的发掘:席勒以“游戏冲动”来弥合现代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海德格尔希望诗人为存在“去蔽”,以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码尔库塞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造感性和本能的“新感性”;福柯则通过他倡导的“生存美学”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自觉。实际上,美学产生时的最初的含义就是“感性学”,它强调感性的地位,希望通过感性来抑制理性,并试图建立起感性与理性之问的和谐。西方审美现代性则寄希望于感性、非理性对无节制地扩张的理性的反抗。弗·施莱格尔一语道破天机:“我不关心看不见的一切,只关心我能闻、能尝、能触、能刺激我全部官感的一切。”由此看来,西方审美现代性已把克服信仰危机作为自已的重要任务,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克服理性化世界,并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抗,这些特征贯穿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的现代美学流派上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从反思意识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但以审美的方式反思和表现了传统的局限性,而且其内部的各个派别电以反思的方式对待其他流派。问时,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强烈地反抗西方现代性所确立的秩序、明晰、统一、规划,甚至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切束缚。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中可以发现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这些特点。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了传统,并得出了极端的结论:反对审美成为道德、真理、认识的工具和传声筒,而以审美独立相标榜;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坚持“他人就是地狱”;自然并不是人类灵魂的理想栖息地;人与自我的关系是表里不一的对立关系。不但如此,西方审美现代性内部的各个流派也都通过反思(主要是反叛的策略)获得其合法性、发展的动力和灵感。
现代主义美学是对浪漫主义美学所追求的有机论、和谐论和情感至上论的反思与反叛;后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与反叛了现代主义美学的深度模式、精英意识、历史意识、独创性和对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字)功能的过度追求,表现出了平面性、通俗性、消费性、复制、断裂和对形象的消费,后现代主义也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思意识,并把这种反思意识推进到极端:不但反思了现代主义审美的局限,而且还反思了审美创造的局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创造(更多是实验)。其次,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反思和否定了西方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它提倡不确定性、反逻辑、非理性,与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并贯穿于西方现代性之中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相对抗。现代主义的美学流
派都非常重视感性和非理性:意识流对流动的无意识的重视;象征主义对与心灵相对应的大自然神秘现象的开掘;超现实主义通过自动化写作致力于对梦幻、梦境的记录;精神分析美学重视白日梦、潜意识表现出来的真实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则弃之不顾。通过这些探索,西方审美现代性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非理性、神秘、不可认识和不可控制的一面。从反思意识的角度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更多地展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性。
西方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各种阐释层出不穷,而且随着对它们研究的深入,还可能出现更多、更丰富的阐释,不同的方法、学科、角度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主要从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看法人手,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和具体含义,希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为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提供有意义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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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期的美学将人设立为理解并使美发生的缘由,认为只有在人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美的意味才能出现,这虽不包含近代美学意义上的主体观,却也有了主体意识的闪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古代美学的审美主体观念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西方古代美学的审美主体观念
从源头上看,西方古代美学没有推论出审美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希腊美学还没有构造出一个形而上的主体;近代所谓的主体,在古代时期只是内在于审美活动的审美者,以此来解释审美意味的来源。这正是希腊美学能够在世界美学史上永葆青春的生命力所在。古希腊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开始解释人所能获得的审美意味,并逐步趋于将人确立为审美者。巴门尼德认为存在与思维统一,人与自然统一,审美主体与客体也是统一的。他没有将人从审美经验中提升出来,也认为人就存在于这种整体性的审美过程之中,由于人存在于其中,这一过程才具有了整体性,这一过程对于人才是有意味的。
人对于世界的意义体验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确证,世界向人而生成。人成为确证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据,审美活动就是人将自己交付出去介入和体验生活世界,并使世界向人敞开的一种方式。美的本性并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是世界之于人的一种关系性的价值生成过程。
到了柏拉图那里,他以“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企图用理念来解释并规定人的存在,已开始萌发出一定程度的主体化倾向。柏拉图认为,美就是“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步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1]。
显然,这一观点是对“美本身”的本质设定。虽然并没有强调近代美学意义上的主体原则,但是,他实际上已将美本身即美的理念设定为美的先在条件,并使其成为审美意味的唯一来源。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识到美本身,人才可以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升起无限欣喜,孕育出无数关于优美和崇高的道理来。可见,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他以理念构造出作为知识理性而存在的人,进而将审美活动的发出者设定为能够凭借灵感来再现理念或可以认识知识之完善的人,已包含了分离存在与思维、审美者与审美对象的美学倾向。
希腊美学已有主体意识的萌发。美学家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强化主体觉醒的审美意识和意味,审美主体与客体已开始有了形而上的趋向分离的端倪,创造了近代美学主体观念的思想条件。普罗泰戈拉专注于认识现象而不专注于反思自我,不也探究主客对立。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这样,他实际上也承认现实语境中的人就是审美活动存在与否的唯一尺度,美的意味就只是由人来体验和评定的。
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你自己”和“理解然后美”的理论,要求人关心自己、认识自己的美德和不足,以适度节制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身心可以获得持久的、健康的美的快感。关于审美主体的思想在他这里已见端倪。这些关于人的观念也成为近代人本主义美学思想的最早来源。
罗马时期的美学将人设立为理解并使美发生的缘由,认为只有在人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美的意味才能出现,这虽不包含近代美学意义上的主体观,却也有了主体意识的闪耀。贺拉斯直接宣称,“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3]。他所谓的判断力正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性认知能力。所以,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创作,就是以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出来的作为主体判断的认识过程;文学写作就是文学之外的理性主体,以文学解释的方式来认识生活的书写行为。因此,所谓诗人的天才和苦练,也都是相对于其理性化程度而言的。就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审美活动是人在世界中生存的一种方式。
世界是生活世界,没有人的介入,世界无所谓混沌不清、晦暗不明,也无所谓井然有序、澄明敞亮。只有在人的维度,世界才显现为世界。可见,审美活动就是人与其对象之间以审美意味来维系的关系性活动。人是审美活动的主导力量,是审美主体,主体之外以感性的外在形式与主体生成意味关系的感性对象就是它的客体。审美活动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有意味的活动。在审美活动中,没有审美主体就无所谓审美活动的发生或存在,因为审美意味是要由人来体验的,没有人的体验,单纯的外物无所谓有没有审美意味。
换一个角度看,人是审美主体,人如若不能够体味到审美意味,审美活动则不会发生,也就没有审美主体的存在。但是罗马时期的郎加纳斯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文学是作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形象化出来的产物,因此,作家的想象力和崇高情感是造成文学写作的直接动力之源;但是这样的情感也必须有理性的、规则的限度:“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只没了压舱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他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4]这里实际上也显露出了将审美活动理性化的思想主张。
审美活动的意味关系,在中世纪美学中表现为神与人的关系、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人的灵魂、精神与神合一而构成了审美者,外部自然与人的肉体则构成审美对象。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善同一”,它们都是由上帝创造。
上帝就是大写的作者,该作者创造出艺术品的范例供艺术家去模仿。所以,美是形式因的本质的体现,而审美却是人在接受神的启示意义上的一种理性认知的意味感受。可见,在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美学中,人作为审美者所获得的审美意味是由作为主体的上帝来保证的,审美活动就成了神的在场。因此,神的人化的过程就是审美者经验和感受到审美趣味的过程。从此,审美主体开始超越人与对象共存的意味关系,而变为神性主体的无尚权威,神就恒定不变地保持着大写主体的无尚地位。
概而言之,西方古代美学已开始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渐进式过渡,开始以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审度世界,试图构造出形而上学的实体作为生成审美活动的基点和产生审美意味的来源。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美学思想中,人的思想意识历经了由无主体到审美主体和自我意识的萌发历程,审美主体渐进地从人与对象浑然一体的审美关系中分离开来,在人与物二元对立且又相互作用的审美关系的认知过程中,启动了近代西方美学主体认识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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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美学反现代性生态整体主义
论文摘要:生态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反映、描绘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反现代”的经典艺术作品,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生存环境困扰的宝贵的生态智慧,但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而是以生命为基点,重建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
生态美学作为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已成为我国当下!学术研讨的焦点和热点。作为一种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宏大的跨学科视野的生态美学,它是文学研究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跨学科。
20世纪以来,人们发现“现代性”这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反现代性”的生态美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现代社会客观现实的嬗变,反映了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一种应然生存状态的价值诉求,是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或纠偏,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实然生存状态与应然价值诉求之问的矛盾冲突,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由于生态美学是在现、当代特定的“工业化”和“危机化”背景下诞生,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唤醒和加强,环境运动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所以,生态美学更多地体现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现代性”意识的倾向。因此,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反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美学的思想渊源
我国生态美学思想源远流长,除了当代生态思潮的直接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丰富的生态智慧思想、l8—19世纪西方文明中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以及2O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等都为生态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道法自然”是老庄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它要求人顺应自然规律,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在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庄子在《秋水》篇中以河伯与北海的对话阐述物无贵贱、人是万物之一的道理。他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中,人只是其中之一;人在之内,谷食所生之地,舟车所通之处,个人也只是万分之一。在老子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的,“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性。人、地、天都要效法“道”;人、地、天效法“道”,最终又等于是效法“自然”。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老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求人必须顺应“道”、效法“道”的方法和原则,与当代生态美学要求人们以自然规律为先,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自然的原则是一致的。
美国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道教徒的方法是对自然进行最小的干涉:无为,以不为而为之,相信事物会自己照管好自己。如果人类对事物不横加干扰,那么事物就处在自发的自然系统中。”可见,老子和庄子并没有把人视为万物的中心或主宰,而是主张将人与万物平等看待,他们都反对把人与万物分出贵贱。在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自然观向“自然中心论”转型的过程中,老庄的生态自然观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在生态美学的感召下,“生态美术”的研究也势在必行。生态美术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它以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为支点,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视角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以生命生态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效,打造后现代美术的人文立场。它重视美术与自然、环境的互渗与共生,在美术生态化与生态美术化、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等多维结构中寻求美术的泛文化、跨学科的新趋向。生态建筑、生态设计、大地艺术、环境艺术等新的艺术形式之出现,证明了生态美术已成为当代艺术演进过程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环境美学、伦理美学、生态美学等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美学派对现代美学的危机进行一种学理内省与人文重建,它重视人——自然——环境的互融、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观念和审美存在状态,注重从人类整体文化环境出发,用生态世界观与生态价值观研究人类的文化、艺术与审美等问题,力求人与审美对象、审美环境的共振与互动,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主张生态伦理与美学反思的统一。
当然,生态美学把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对象,特别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生态文学并不是要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
二、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性”
诚然,生态美学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类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精神维度,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由于现代文明缺少超越性的精神信仰,人沉溺于碎片式的、当下性的感性生存中,艺术则一直在加重绝望、焦虑和愤世嫉俗的感受。人类文明史上的信仰多种多样,但生态美学要把信仰建立在作为存在本原的自然上面。信仰自然意味着相信在人类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古老更永恒的本原的力量,人类要对此生命母体保持敬意,同时对文明的有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识。信仰自然还意味着善于向世界敞开身心去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从而使世俗生活获得一种源于自然的道德律令的指引,使艺术重新表达对高远生存境界的追求。
“在工具理性(物化)肆虐或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物的物性是遮蔽的,人与自然是疏离的”,因而“征服了的东西反而疏远”;在工具理性未获充分发展的地方,物的物性亦未完全被遮蔽,因而“征服之后的欣赏仍然是可能的”;在工具理性不见踪迹的地方,物的物性是敞开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因而“遥远的东西反而亲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从海德格尔重返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当然,这种信仰自然的“生态观”决不是回复到人类的蒙昧时期,也不是对于工业革命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的当代对于自然的部分“反思”,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生态美学只要建基在一种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之上,就可以为美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生态整体主义”比“生态中心论”包含着更多合理的东西,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问题。“生态中心论”作为和“人类中心论”的直接对抗,它虽然可以有力地打击极端狭隘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也易于导致对人类自身的过分贬抑,走向以自然的权力反对人类的权力的极端“自然主义”的误区。而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却往往忽视生态个体的利益和差异,忽视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自由、自觉的主体能动性特质。
三、人与万物的“共生共存性”
人类与动植物共同作为生命,本来息息相通。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物,能够成就王阳明所说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大人”(大我);但人类同时又是一一种有限界的存在物,他不得不以有限的“形骸”间隔区分,成为彼此不同的“小人”(小我)。“大人”之实现,正是以“小人”为起点。因此,儒家既讲“亲民”、“爱人”,又承认“爱有差等”。王阳明既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对“草木”、“瓦石”均怀有仁爱之心,同样又认为《大学》中所说的人与自然物的“轻重厚薄”,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这是道德理合该如此”,或者说是“天然自有之中”。王阳明这种承认差别有序的、没有完全去除人类中心的、“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与试图完全抹平人与自然物的差异的极端“生态整体主义”相比,或许不够彻底,但它的确更为可行和合理。
人类的主体意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肆意膨胀,的确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推向空前危险的境地。但如果因此不加分析地反对主体性、反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就既没有真正认清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没有真正把人放在自然的进程中、放在生态环链中来理解人这种存在物。人类发展出自我意识,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自主选择和自由创造自己生活世界的主体性,这是人类顺应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自然属性,因此它也是人类这种存在物必须承载的历史宿命。否则,人类便无法自存。
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不仅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来源于对整个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在宇宙中的霸权已经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强权政治正在使整个世界失去和平与秩序。人类生存的烦恼,不仅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隔膜,由于现代社会体制给人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内在分裂和压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对非人类的“外在自然”进行掠夺性破坏,也对人类自身的“内在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人类的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对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促进物质文明的繁荣和进步,具有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但它的确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空前推向危险的境地。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其他自然生命的关系,也迫使建基于人的整体生存活动之上的美学不能不关注已经危及到人类现实生存的生态问题。
四、生态文化的多元性
美术作为…种视觉审美意识形式,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只有从生态视角与生态思维去观照美术、研究美术,才能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从而以生命生态为基点去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能,再造后现代美术的生态立场。
生态美学超越了“生态学”和“美学”的研究视野。可以说,没有人文科学向自然科学的跨越,没有人文科学的内部的跨越,就不可能有生态美学。我们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是生态多样性的物理表现,生态文化多元性必然要求生态批评从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讨生态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及其相关对策。展示不同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文化的多元性与生态系统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美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如法国生态运动的代表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生态主义者解决自然问题的使命并不主要体现于在某个地方对自然的捍卫或保护,而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的深刻趋势。”“其中心概念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从而在把握我们与自然及其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生态运动,并不是仅仅关心自然而不关心人,而是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样,生态美学作为生态精神的体现,它既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也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标榜,它试图以穿越中心论的多元整体性思维强调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物”,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情怀追求具有“接续力”的诗意生命活动,并以生命感觉为基底,以语言活动为依据具体探讨生态想像、生态思维、生态语言、生态实践对于建立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的作用。它的目标不仅要求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还要求在此基础上重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全面的和谐,以促成一种更加“自然”也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态审美生存方式,让人类和其他生命一起健康持久地共存于这美丽的星球,以达到“诗意地栖居”的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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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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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中韩经济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令中韩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韩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形势与政策——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一生坎坷的经历锻炼了朴槿惠的性格,执政和外交思路与前任总统李明博有所不同,这次打破韩国惯例就任总统后第二站绕过日本优先访华,令日本担忧被排挤,也显露出中日韩领导人换届后日韩关系已走入冷淡期。文章还指出,基于双方都需要扩大内需消费市场,韩国与中国有必要加强进入对方市场,共同打造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稳定贸易结构。朴槿惠倾向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即使不是遥遥无期,也会旷日废时。既然如此,首尔自应当机立断决定先与北京洽签“韩中自由贸易协议”,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台湾《联合报》1日社论指出,或许是身处于大国环伺的特殊地理环境使然,战后以来韩国的外交政策,从来不轻易地选边站,保持暧昧是其特性,维持等距更是其原则。 文章说,美国是韩国第三大贸易国,而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朴槿惠在就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从美中两国取得了两纸共同宣言。这既让韩国取得美国在朝鲜半岛安全的保证,也让它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钥匙。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中韩外交观察家也指出,朴槿惠此行的根本意义在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同时要赢得中国人的心,为今后的坦诚对话奠定基础。这种互信的提升,也将成为韩中深入合作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基础,足以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马来西亚《中国报》29日评论文章指出,朴槿惠会讲汉语,喜欢看《三国演义》,也爱听邓丽君的歌,以及她的语言“附加价值”,使她这次访问中国,倍感亲切,她热爱中华文化,的确为她促进韩中邦交方面加了不少分。
至于朴槿惠的西安之行,台湾“中央社”援引韩媒分析称,朴槿惠访问中国,首站在北京,第2站并未选择上海,反倒是千年古都西安,显示朴槿惠想要拉近与中国的内在关系,造访西安的政治涵义很高。并且,西安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镇,包括韩企三星、LG等大企业都在西安投资不少,朴槿惠访西安也有经济意味。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舆论认为,朴槿惠西安之行经济是主轴,文化乃润滑剂,她打破历届总统惯例,选择西安而非上海作为第二个访问城市,表现出对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视。该报还援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观点认为:首先,在韩国人眼中西安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故乡,选择西安作为此行一站表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再者,中国
正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选择西安也是基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布局的考虑;另外,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访问西安能够从文化和心理上拉近两国间的关系,增进两国情谊。
今年是中韩关系第二个20年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两国政府换届。新时期新形势下,两国领导人从长远战略高度全面规划双边关系发展蓝图,进一步充实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愿景。在这一蓝图和愿景指引下,中韩将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使双边关系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信”在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无信不立”的古训是中韩共同尊崇的价值理念。韩国新政府将“信任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这同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增进互信不谋而合。中韩以信相交,把握住了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脉搏。中韩一致同意全面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这必将为两国关系走得更快、更深、更远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助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是中韩关系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说每周往返于中韩之间的800多个航班是连接两国人民的空中桥梁,那么共同的文化记忆、相似的文化传统则是沟通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相信人文的交流与亲和将是新时期中韩关系的一大亮点和增长点。
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在未来5年间共同合作,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民间交流等三个重点合作领域和五点具体行动计划。中国梦和韩国的“国民幸福时代”、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与韩国的“第二汉江奇迹”相呼应,将为两国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近一时期,东北亚局势发生诸多复杂变化,牵动着世界神经。中韩两国领导人就此深入沟通,宣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共同立场,表达了致力于增进地区安全、扩大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一致意愿,并决定积极努力为推动对话、早日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中韩将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本地区的长治久安。 中韩关系全面迅速发展,已打下深厚根基。面向未来,双方将登高望远,不断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向着互信伙伴、发展伙伴、友好伙伴、和平伙伴的目标大步迈进,共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要:中韩建交十几年来,积极开展经贸合作,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国家间越来越相互认同,相互依赖,共同利益增多,经济互补性渐强。但随之一些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如贸易与投资的“双不对称”,双方货物与资本的市场准入问题等,使双边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又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增强政治互信,扩大交流与合作领域,实现双赢和地区多赢,是两国政府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贸易;合作:双不对称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双方只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
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韩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提前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动,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之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当代韩国》杂志中的“韩中经济交流的现状及前景”一文指出,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两个国家,中韩两国有着加强合作、促进本地区共同繁荣的强烈愿望和有利条件,已成为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自由贸易协定为纽带,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更趋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可能。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内容,中韩合作以“10+3”为舞台,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机制。更重要的是,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正在向更高层次发展,已开始从战略高度来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和档次,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而且还将为东亚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主要国家进出口现状,2005年韩国的外贸总额5,000亿美元当中,对中国的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胡锦涛出访首尔期间,曾与韩国总统卢武铉商定,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使两国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显然,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目标。卢武铉总统也利用胡锦涛到访机会宣布,韩国决定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将以此为契机来推动韩中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回应指出,此举有助2012年实现中韩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1,343亿美元,远高于同期韩日之间的贸易768亿美元的贸易额。2006年中韩贸易额是建交当年的26倍,15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为26%。
韩国企业已开展所谓“KOINA”(KOREA+CHINA)战略,强调不再把中国看成外国市场,而是与本国形成单一经济圈;也不再把中国当成赚取低廉工资成本的生产基地,而是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建立“第二集团”,作第二次创业,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研发、行销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如SK、LG、三星都采取这种战略。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方式逐渐以高价产品为主,韩国企业把中国视为最终商品的消费市场,并建立“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将把韩中两国的经贸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原因分析。中韩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是诸多有利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总体来说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在经济贸易上存在互补性。
1、政治上,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联系的加强、东北亚局势的缓和为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韩国北方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启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中韩建交以及建交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对中韩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韩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外在机遇和内在动力。中韩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中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动力。中韩经济关系已有的成就为进一步扩大中韩经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韩经济较强的互补性是中韩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2、历史、地理、文化上。中韩具有地理上的临近性、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历史上的渊源性的特点,中国与邻国关系友好,加强贸易合作,可减少成本,互通有无,这也有利于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3、区域优势导致贸易发展。如中国纺织业优势明显,成为纺织品主要出口国,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互补,韩国对中国投资步伐加快,投资地区从沿海向内地延伸,也加速了双边贸易发展。 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
二、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争端等诸多问题日益显现。
(一)问题综述。中国对韩国投资项目数量多,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越来越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严重;贸易结构不合理;双方贸易存在摩擦和纠纷。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发展中韩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政治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韩国金融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历史、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1、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
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交流,目前存在的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多是以经济领域为主、自发地或者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仅仅依靠协商,没有强制性规则难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冲突,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制度性安排或者约束机制下才可能解决。因此,中、韩两国可建立政府级的合作组织,设立政府间的常设机构,对中、韩两国现实可行的自由贸易领域和项目进行规划协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共同的可遵循的法律和法令,为未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2、采取措施,缩减贸易逆差。
针对我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韩国应积极寻求合作点,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调节关税品目,消减高峰关税。同时,韩国也应该逐步开放市场,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尽早给予中国出口产品以公平待遇。中国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应积极开拓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扩大对韩国的出口。韩国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积极开展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以推动韩方减少对进口农产品设置的重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强检验检疫部门间的合作,便利货物流动。
3、有计划、分步骤地扩大合作。
在近几年,全球兴起一股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风潮。各国之所以如此积极促成、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其原因包括经济与政治双重目的。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如果一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对象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则可以促进贸易扩张,有助于该国经济福祉的提升。其次,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参与国扩大市场腹地与整合生产要素,形成经济规模效应,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发展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第三,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推动参与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与落实制度化建设。第四,参与区域贸易协定也是避免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外的必要途径,避免本国经济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政治角度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
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区域贸易协定参与国家之间建立彼此的互信与发展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各国倾向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另外,区域贸易协定将强化参与国整体的协商力量,以便在双边或多边的协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可以达成两项目标:发展与安全。这便是各国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能在全产业一步实现。应该根据两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优先展开合作的领域。中、韩两国可以在比较利益明显和技术水平相近的相对成熟产业领域首先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先限定在特定产业,不急于扩展。这样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避免大规模自由贸易对弱势产业的冲击。从自由贸易区角度看,目前中、韩两国若直接建立起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区可能会较困难,次区域性合作可以先行一步,促使局部领域或相近城市的合作。
4、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文化交流。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单靠政府的力量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大企业、跨国公司的参与、推动与合作。两国企业应加强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跨越一些障碍和突破一些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寻求更为基本的共性,求同存异。在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信任和理解,为解决两国的纷争和分歧创造有利的条件。
4.结论
中韩两国建交近14年来,双边经贸发展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贸易额有1992年的50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1119.3多亿美元。中韩同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合作的互补性明显超过竞争性,虽然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诸如贸易逆差和关税壁垒等问题,但总体来说,两国的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韩两国要扬长避短,解决问题所在,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两国经贸合作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必将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大伟.《中韩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现状》,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6年版
[2]王倩、曲为民.《中韩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5.
[3]廉小梅.《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东北亚论坛.2004.
[4]何谦.《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中日韩经贸关系研究》[M].西北大学.2008.
[5] 德讯商情网,《2005年1-5月韩国进出口及中韩双边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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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特性来看,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产业不仅是对汉族人使用的中医药的开发和经营,而且包括对藏药、蒙药和瑶药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的开发和经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生态文明与中医药学的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整理中医药学中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指出如何统筹协调中医药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类健康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医药学;人类健康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中医药学从我国古代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就有记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了神奇的医疗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医疗体系,但现在大多数已经消失,被现代西方医学所取代,中医药学作为少有的独立医疗体系能与现代医学并存,并且发挥着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以人体生理平衡为基础,不断继承前人成果,并充分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逐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密切相关。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态文明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生态文明的进步[2]。
把人体健康与生态平衡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寻找联系,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早在春秋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把疾病的发生归诸鬼神祟蛊,中国的医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病患与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有关,后来又有医生用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来解释病因,这曾是当时世界医学史上最先进的病因观。在这种病因观的影响下,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对人体产生作用,从中寻找良药祛除病源也就成了当时医药学家的主要工作。
所构成的系统称为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系统中,系统各部分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上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称为生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食物链中的其它生物一样,充当着消费者的角色,一旦人类的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人类的灭绝。中医药学的实践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
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
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生态文明主要是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经济的目标,医药学作为社会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至关重要。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为了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医药文化带给人类的健康,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在中医药学理论和西方医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从传统中药中选择具有良好临床效果的中药对其成分进行系统研究,寻找植物中真正起作用的成分,运用先进的监测分析方法对其活性和质量进行监测和监控,开发出更多的源于可再生资源的新药;
另一方面,将中医药学理论中的精华与西方医学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根据病人的自身特点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最大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医疗上的花费,相应的提高了经济效益。中医药学现在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学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很适合现阶段的社会环境,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环境是中医药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随着生态文明与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它必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浅谈生态文明与中医药学的关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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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 尚悲 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 悲情 ,体现为 哀而不伤,怨而不愤 ,近于 中和 之美。 尚悲 的 中和 之美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将结合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施咏教授的观点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论据。
关键词:音乐 审美 阴柔偏向
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对这一命题深表认同,并结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思想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法律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关系”。笔者认为音乐是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被抽象出来的,而法律也是自然法逐渐发展的,音乐审美心理是一个长期的形成的过程,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帕斯卡尔说:“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与思想”,人类对音乐的认识、抽象、发展,无不依赖于自己的思想。所以笔者认为对音乐的审美心理与法的形成是有相同之处的。
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的先祖与西方人不同,我们的原始生活模式是采集式的,而西方人则是狩猎式的,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造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早期的心理差异。笔者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孟德斯鸠把自然法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根据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法的法则分别是:1.和平;2.寻找食物;3.人的自然爱慕;4.希望过社会生活。这是人类特有的品质。
由第一第二点看来,人类在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会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延长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进食。食物的来源直接影响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不过为何原始西方人普遍不“采集”而原始中国大多不“狩猎”,则是由于各自文明所处的地理差异和气候差异造成的。
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分析,气候差异导致人的差异。欧洲大陆地处北回归线至北极圈,较低纬度地区温度普遍偏低。寒冷地区的人因冷而蜷缩,进化出有力的心脏,在人格上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有较少的复仇的愿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任,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相反在闷热的地方,人因为热而困倦,导致心神萎靡。孟德斯鸠说:“如果向他提议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我想他是很难赞同的。他的软弱将要把失望放进他的心灵中去;他什么都要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虽然这样的结论实在有些绝对和片面,但这种类似“进化论”理论的科学根据,在对原始人类思想形成的研究中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气候的确可以影响人的体格和对受到刺激时的敏感度。
西方人尤其是北欧人拥有粗壮高大的体格,敏感度低适应能力好,而如非洲地区,尤其是中非内陆地区的人大多身材瘦小,对环境刺激敏感。在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中,产生了宗教、风俗、习惯,孟德斯鸠认为: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也有气候有关。因为即便没有赤道地区炎热,但东方人对外界刺激(心理刺激)的敏感度仍较西方人强,但因为气候造成的身体惰性导致精神惰性,使得人没有反抗精神,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孟德斯鸠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这一观点。他认为印度和暹罗人习惯了静止和虚无,认为静止是愉快的,运动是痛苦的,诞生于这种社会的佛教自然顺应了人们的性格,但同样也导致了无数的弊端,相反认为中国的立法者却明智,通过道德、宗教和法律促使人们“出世”,以推动社会运转。
在气候影响文明的同时,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古黄河流域,而后发展长江流域,西南地区,最后遍及整个中原。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多以平原和冲积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降雨丰沛,山脉也主要以丘陵为主,适宜耕种,因此长久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农耕文明。人生活在其中对土地产生强烈的依赖,他们并不关心所谓的“自由”而只需要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保证自己的现有的生活即可。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人注重“采集”的生存模式,以及求“安宁”的处世哲学,并且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构筑的天然屏障,使得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几乎不变的宗法制,并逐渐融入了血液和骨髓。在古代,中国人的“阴柔偏向”或许可以称作“自矜偏向”、“尚悲心理”或许可以称作“奴性心理”。不仅仅在音乐的审美中,在整个艺术的审美中,无不透射着出来。“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此句处于墨子之口,或许是个不恰当的例子。但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阴柔”的内含或许就是“惧怕改变”、“尚悲”的本质或许就是“无力改变”。更多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多数选择“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而屈原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式的人物也仅仅能吟唱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没能影响中国之后的几千年的历程。而卢梭“把生命献给真理”,在他死后西方世界便掀起了惊涛骇浪,从经济到文化开始腾飞。人们也总说,法国人尚悲,缪塞的情诗是总是给中国人解读成“小家碧玉”的相思。但是真正浸润在血液里的骨气和勇气确实无法改变的,有如荒原上的嫩芽,焦土里的新生。中国人的悲很快就能释然,因为在骨子里总有一个阿桂,何时国人能够悲得深沉,双眼喷火,目光如炬,中华民族才能启蒙,才能觉醒,才能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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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美学首先要先了解艺术的起源,艺术的起源在不同的时期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其初步的了解最为基本以及最重要的两个起源,方可对艺术的来源及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文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其中包含着各种子系统,了解其中的子系统与艺术的关系之后,总体对初步学习美学就会更为清晰。
【关键词】艺术起源;巫术说;艺术与哲学
(一)艺术起源于巫术
巫术活动是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的形式。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主题是为了生存,在白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万物有灵,是神化的自然。比如他们为了求雨、捕猎物围在火边跳舞歌唱,都属于一种非理性活动,是原始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对生殖崇拜和生存的期待。又如仰韶文化,有菱形和波纹,它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但不纯粹是为了装饰,他们是为了生活,菱形像鱼儿,波纹像水波,无时不刻地可以反映出原始人创造出来的艺术是为了生存,所以说巫术说是一种前艺术,似艺术又非艺术,是为了生活的目的,是一种无功利性的,而非艺术对精神的追求的一种目的。巫术说站在人类学的角度上,认为艺术的起源来自于巫术活动。
(二)艺术起源于游戏
康德认为游戏的本质是一种“无目的的和目的”,是合乎自身而非之外的目的。席勒认为“人在游戏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认为这两种冲动,即理性冲动和感性冲动,是强制性会导致分裂,人只有在第二种冲动里而强制性才会消失,即由艺术活动唤起的,使两种冲动自由自在的游戏,两种冲动的边界才会模糊。斯宾塞则认为人只有在拥有剩余精力的时候才能游戏。所以关于艺术的起源,哲学家把艺术的起源归因于游戏,只有在游戏中,才能创造艺术。
(一)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的基本概念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一种客观的,是一种规律。哲学基本可以划分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从公元3-4时期直到中世纪,哲学的概念是“人是神的创造物”;之后在中世纪、近代、现代又有其不一样的概念意义。中国的哲学是不分时代的,主要是分为二个派别:儒家学派,以孔子、孟子为首的仁爱思想;道家学派以老庄为首的无为、白然之道的思想以及禅宗以心、顿悟的思想。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包含艺术,艺术来源与哲学,又能动反作用于哲学。哲学对艺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艺术家的影响,艺术家从事创作会不白觉受到当时哲学的影响。例如李白深受庄子美学推崇天然之美的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推崇自然风光的名篇。其次,哲学也促进了一系列如超现实主义流派等等艺术思潮的形成。
(二)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有信仰的,它的情感是虔诚的、敬畏的。宗教产生于一定社会历史根源,劝人到天国寻求精神安慰。艺术是可以认知又是可感的,艺术要通过感性的形式去表现理念,去鼓励人们热爱珍惜生活,追求精神的陶冶。
纵观历史上,宗教推动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给音乐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导致了卡农、复调的出现,形成了西方音乐技巧的基础。又如实用艺术的教堂,在教堂中无处遍布地都是有关宗教的艺术品、音乐、绘画等等,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和内容。其次艺术也反作用于宗教,通过艺术广泛地宣扬宗教,例如《西游记》中,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的故事,更是强化宗教的神圣;又如《圣经》,具有浓郁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情感。因此艺术与宗教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三)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作为客观规律的总合,强调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艺术是感性的,与科学形成较为强烈的对比。
科学与艺术即区别也联系,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促进。科学为艺术提供新的物质技巧手段,促使新的艺术种类的产生。例如光学、电学等科学技术产生,促使了电影、电视的出现,为电影、电视艺术提供了广泛的艺术空间。其次,在艺术作品中也会渗透着科学知识,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绘画中通过使用科学的透视法技巧,描绘出二维空间。同时,科学与艺术也需要灵感。牛顿因为被苹果砸到而产生了万有引力的科学依据;音乐家里尔在酒后产生了灵感,创作出闻名于世界的《马赛曲》。因此,科学与艺术亦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选取较为重要的艺术起源知识点以及艺术与文化系统中的关系作为简述,以此读者能够更为清晰的把握艺术美学的重心,从而更为有兴趣的学习、扩展艺术美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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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与人的发展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人的研究、人的发展内涵研究、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研究、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设计的各类教育研究四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与人的发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个体素质的发展必须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必须为现代化社会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无疑给当代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教育要发展,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是要促进人的发展,因此,了解人的发展以及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教育与人的发展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直接作用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教育的价值与功能最终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的变化来实现的。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就其根本性而言,是人的发展。没有人的解放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就必须首先关注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及其发展问题。俄国教育家乌申斯曾指出:“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本体功能。怎样促进人的发展,首先涉及对人的发展的正确认识。
一、教育学中人的发展的含义
教育学中所讲的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身心发展,是指作为复杂个体的人在从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全部人生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向积极方向发生变化的过程。具体来说,人的发展包括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两大方面。
(一)身体发展。身体发展,即人的生理方面的发展,包括人自身机体各种器官组织系统的正常发育和体制的增强。机体是一切生命个体的统称,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大约有100万亿个结构和功能不同的细胞组成个体不同的组织、器官和系统,并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生命活动的整个过程。
(二)心理发展。心理发展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有规律的心理变化过程。一般来说,人从出生到成熟期间,心理的发展总趋势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混沌到分化的上升过程。而从成熟到衰老期间,心理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健全到衰减,从灵活到呆板,从清晰到朦胧的下降过程。
二、人的发展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根据人的身心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问题,形成不同的人的发展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外铄论、内发论。
(一)外铄论。外铄论主张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诸如环境的刺激和要求,他人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等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都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西方,英国哲学家洛克从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观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即“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理性与知识都是从行动的经验而来”。
(二)内发论。内发论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完全是由个体内部所固有的自然因素预先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古代思想家孟子和法国思想家卢梭。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是最基本的自然本能,它是推动人发展的潜在的、无意识的、最根本的动因。
三、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
人是人类进行自身研究的永恒的主题。而困惑人类研究自身的关键问题是人的发展不平衡。因为大多数人在同一个环境里接受教育之后,有的人发展得很好,其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都很高;而有的人却发展的很差。于是,人们便从影响人的发展的诸因素上查找原因,并构建了多种促进人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以下介绍影响人发展的因素。
(一)遗传。遗传是指个体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生理和解剖上的生物特征,如机体的结构、形态、感官和神经系统的特点等。这些遗传的特点也叫做遗传素质。
1.遗传素质是人身心发展的生理前提。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自然或生理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就无法得到发展。例如:一个先天性失明的人就不能发展视觉,成为画家;一个生来就聋哑的人,就不能发展听觉,成为音乐家。
2.遗传素质制约着人身心发展的过程及其年龄阶段。人的生理成熟是指个体受遗传素质制约的生理机能和构造的变化在一般年龄阶段所达到的一般程度。例如:许多超常儿童表现出一般儿童所不具有的早熟或少年早慧,而另一些儿童又可能有许多行为表现得与其年龄不十分相称。
(二)环境。环境是指人生活在其中,围绕在人周围并影响人的发展的一切外部世界,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1.社会物质环境的发展水平制约人的发展程度和范围。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生活和发展的,人的发展程度与范围直接被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不同的身心发展水平与不同的心理内容和思想面貌。人所处的物质条件制约着人的身心发展。
2.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人的心灵世界层次和精神生活面貌。社会精神环境主要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成果,它包括语言文字、生产知识、道德规范以及宗教、艺术、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受到不同精神环境影响的人,形成不同的思想意识,道德风尚,以及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三)教育。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它以明确的目的性、严密的系统性、严谨的组织性,在影响人的发展的诸因素中位居主导地位。在现代社会,个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越来越取决于学校教育。难怪人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而对于年轻一代,他们获取知识和文化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校教育。
但是,尽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其主导地位的发挥不能超越它所依存的社会条件以及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教育并非是万能的,要注意与社会、家庭等因素影响保持一致。
四、结语
教育与我们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促进人的发展,了解人的发展以及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汉语国际教育,指的是在海外把汉语作为汉语的教学。它的目的是对外国人进行训练,培养他们正确地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有助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加深彼此间友谊。
一、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国际背景
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目光投放到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联合国法定的一种工作语言,汉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对于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成为了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必要条件,而对于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让汉语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世界上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得益于良好的时代背景,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
二、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历史悠久,自汉代开始,便有“胡人”来到天朝学习汉语。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现在来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交流而学习语言,更多地学生是为了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
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即实行改革开放前30年的形成时期和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时期,前者又经历了创立、巩固、恢复、发展四个阶段。在整个发展力历程中,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以一种强势的劲头不断向上发展。
三、汉语国际教育的面临机遇与挑战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的日益加深,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加上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全球的汉语教学培训市场也备受瞩目。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全世界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文化与国情的需求还将快速增长,对外汉语教学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开放,国外各类学校纷纷携手中国,寻找新的商机,以各种方式吸引我国的学生就读。在全球,汉语热不断升温,与中国的强势发展相呼应。汉语正逐步成为一种强势语言。
虽然全球“汉语热”一浪高过一浪,如果冷静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汉语推广之路存在重重障碍。国家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指导,有些教育理念还相对滞后,有些学校重视汉语推广,至今还只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学校专业特色、办学思路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甚合理,教材编写不足学科师资队伍不强,这样根本无法保证汉语教学的质量。
四、汉语国际教育未来的畅想以及建议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到今日,已经发展到一种综合模式,从语言能力培养走向交际能力培养、从以教为主走向教与学结合的过程。纵观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对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如下畅想:
第一,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体系将会逐渐变化。由语言预科教育发展到完整的学历教育体系和非学历教育体系,并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
第二,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发生变化。针对于教学对象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授课外,因材施教的需求越来越多。教学方法也从直接法、翻译法发展为沉浸法、交际法、听说法等多样化方式。
第三,教师队伍逐步专业化。国家与学校逐渐重视师资问题,未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水平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多样化复合型教师人才将会不断涌现。
总之,汉语的世界推广是国家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战略,让汉语成为中国打开世界大门的敲门砖。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是一门科学学科,它建立在朴素辩证的客观规律之上,发展有规律可循,因此,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从国际化的大背景来看,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虽然还面对许多挑战与问题,但是在随着我国教学改革和教育国际化的迅猛发展,汉语教育与国际接轨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所面临的困难也将在各方的努力下迎刃而解。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好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学科本身的学术积淀都为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汉语热”。认真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现状,从各方面加大推广汉语的工作力度,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未来也将面临一片光明。
一、经济新常态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现状以及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会计行业从业人员规模迅速的膨胀,这促使会计一度成为了高等院校中最大的专业。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传统会计教育的弊端也不断暴露,主要问题有:首先,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理论型人才的教育,但是忽视了会计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次,在传统会计教育中,高校普遍较为重视培养会计人才的核算水平,忽视了对其管理水平的培养;最后,在传统会计高等教育中,过度的注重会计的规则性,忽视了对会计学生职业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培养。而且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会计专业的学生严重的脱离了实践,实务水平较为低下。因此,虽然我国从事会计行业人员的规模可观,但是会计人才的需求缺口还十分的巨大,这种情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尤为明显。此种情况下,如何对会计高等教育进行变革,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成为了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关注的热点之一。
二、新常态经济的会计人才需求解析
一直以来教育和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经济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的发展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就是人才的竞争。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培养的会计人员水平和企业的会计人才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脱节。特别是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因此,要做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教育的协调发展,需要从根本上转变高校教育的模式和观念。
会计是受新常态经济影响最深的行业之一,新常态背景下需要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拥有战略性的眼光以及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能力。着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从单一人才向符合性人才转变,从低素质人才向高素质人才转变,从刻板向灵活转变以及从操作性人才向管理型人才转变。此外,新常态经济背景下的会计人员还应该具备互联网思维以及互联网操作技术,能够应对互联网对会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三、经济新常态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方向
未来会计高等教育应要首先符合新常态经济的特征,由于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是创新,因此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首先方向是加大对会计人员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为了提高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弥补会计人员供求之间的缺口,会计高等教育需解放思想,摈弃单纯扩大会计从业人员规模的短视行为,努力提高人才质量和创新水平。
四、新常态经济下会计高等教育变革的途径
会计高等教育变革首先要遵守“三个目标”和“三维能力”,所谓“三个目标”是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内容体系及方式,所谓“三维能力”是指储备知识的能力、储备技能的能力以及职业价值观,其他的措施有:
(一)改革学科教育,创新教育教学
在学科教育上要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更新,强化会计实践在会计教学内容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要把管理会计从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体系。此外,由于建立和谐和生态经济时新常态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未来的会计高等教育体系还应该注重培养环境会计人才。
从教育教学上来说,需仔细的对专业的设置、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创新。由于当今经济环境中互联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对会计人才的培养教学上要注重培养他们的互联网思维以及使用互联网进行会计核算工作的能力。
(二)结合国际化教育,协同与其他学科或专业
无论是从会计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会计学都与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学科息息相关,因此,会计专业的未来设置不应采用传统的分离教学的方式,应该把会计学科放进一个综合而完整的学科平台中,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不断的丰富自身专业水平。另外,我国目前许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缺少和其国际化教育接轨的缺点,这是不符合我国新常态经济现实的,因此,在会计高等教学体系中需加入国际化课程或学科。
(三)注重会计教学的合理进阶
在未来会计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要注重对人才的合理进阶的培养,不能拔苗助长、操之过急,要针对各个水平的会计人才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具体来说:首先,要注重在会计专业学位进阶方面的创新,其次,会计专业的教育也需要从从业资格认证上给予恰当的衔接,并进行相应的认证制度,这样可以增强业界与学界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相互促进,提高协同能力。
五、结论
会计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十分重要的改革阶段,建立科学的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培养全面综合性会计人才已经成为了我国会计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总的来说,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实现未来会计高等教育的长远战略发展目标,必须整合会计学科和其他学科、融合国际教育以及坚持开放包容的思想。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在会计未来高等教育改革中,要不断的坚持自省和反思,积极的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不让会计专业的高等教育改革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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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营销,是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1985年,巴巴拉·本德·杰克逊,他提出了关系营销的概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关系营销:渠道管理的利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关系营销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一门科学,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每个企业都应从实际出发,确定与渠道成员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及战略联盟是一种新型的渠道关系,强调的是制造商与渠道成员之间持续和相互的支持关系,其目的是建立更加主动的渠道伙伴联盟。
关键词:关系营销渠道管理伙伴关系战略联盟
关系营销理论的出现起源于消费品主导环境中对服务和产业营销特例的研究,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一门科学,在北美大陆广泛传播。尤其是服务产品的特点和工业品技术上的复杂性使人们突破了产品交易的局限,引起了对营销交换过程,特别是企业与顾客接触过程的足够重视,建立、维持和加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成为开展市场导向营销活动的前提。关系营销学者以服务市场营销为背景,并从中借用大量的概念和术语,经过一定的概括和精炼,创建了一套全新的营销理论体系。关系营销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菲利普·科特勒教授肯定了由一般营销向关系营销的转变是当今营销学科变革的重要趋势,而且关系营销理论是对现代营销学从理论到方法的有益补充。
目前,关系营销理论呈现出角度各异、门派众多的丛林状态。在众多的关系营销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学派,即IMP小组的产业营销关系理论学派和Nordic服务营销关系理论学派,他们代表着当前两种重要的研究倾向。IMP关系营销理论从对产业市场供应商与客户之间长期、复杂的供应关系出发,把买卖双方单一的关系扩展到企业网络关系的研究,分析多种关系间的联系和影响,并把企业看成是处于买卖方、合伙人、政府等组成的多元网络之中,其买卖关系要受到其他关系的影响。以芬兰学者格鲁诺斯教授为代表的Nordic服务营销关系学派则以顾客与企业的关系为研究核心,从服务和实体产品的重大差异入手,认为建立与顾客的持久关系十分重要,提出了许多分析方法和概念。
近年来,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讨论制造商与其渠道成员在批发或零售业务上的亲密关系问题。根据他们的观点,只有通过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即“伙伴关系”或战略性同盟关系,制造商和渠道成员才能通力合作,以使得分销业务迅速、高效地开展。事实上,绝大多数渠道管理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以制造商与渠道成员的亲密关系为基础。与此同时,相反的观点几乎不存在。
在这场一边倒的争论中,有关制造商与其渠道成员间发展何种程度的关系,完全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如果渠道管理者认为,保持亲密关系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进行渠道管理,并达到分销目标,这种关系就应予以重视与发展。相反,如果渠道管理者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是进行有效渠道管理必不可少的一份子,那么它就可以不必重点发展。有时,它甚至可能会造成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浪费。每个企业都应从实际出发,确定与其渠道成员应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
伯特·罗森布罗姆认为,在解决关系亲密这个战略性问题上,渠道管理者可将它与分销程度相连。一般情况下,如果渠道管理者已经设计了一个强调深度分销的渠道,他或许应该考虑与其下属的许多渠道成员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而不是仅与几个或一个成员保持亲密关系。当然,分销程度并不是决定制造商与其渠道成员间关系亲密程度的惟一因素,诸如目标市场、产品、公司政策、中间商等许多因素都同样起着决定作用。但分销程度至少可以被认为是用来解决与渠道成员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3.1关系营销的利益
尽管制造商往往容易忽视供应商或渠道的多种活动对其企业活动的成本效益的影响,即使认识到这些联系,由于涉及各个独立的企业,协商和利用这些纵向联系以及如何分配由此产生的利益也可能相当困难,但是,不应否认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可能使企业产生某种综合优势和无形的利益。
(1)供应商关系提供的利益
供销关系中,当价值链中的活动互相联系时,改变其中一项活动的实施方式便可以影响企业的综合效益。有意地提高一项活动的成本不仅可能降低另一项活动的成本,而且也可能降低总成本。如采购和组装之间的协调,可以降低库存的需要。佳能就是通过购买质量较高的钢材以提高锻造作业的质量并简化加工,从而降低总成本的。所以,有时企业可以增加外购投入的开销而降低总成本,把外购投入的单位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并非总是适宜的。当然,在选定了投入的适当类型和质量以后,为外购投入谋求最佳、可能的单位成本显然是理想的。
企业也必须系统地追踪目前尚无购买关系的潜在供应商,这就会保证能定期考虑可供选择的供应商和观察现有供应商的业绩。企业应选择那些效率最高或者那些提供最低价格的供应商。企业除了要提高自己同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之外,还应该设法协调与供应商的关系,在必要时支持供应商的技术开发,并鼓励供应商通过加强联系以降低企业成本的做法。例如,马克斯(Marks)积极致力于帮助供应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从而在英国零售业取得了低成本的优势。
(2)分销商关系提供的利益
正如供应商关系一样,与销售渠道保持良好的联系可能使企业及其销售渠道的成本降低。例如在美国,精工(Seiko)付给其珠宝商丰厚的费用以报答后者接受精工表修理并把表运送到精工厂,这就使精工把需要的服务点减少到最低数目并降低了加工修理和把修理程序通告顾客的成本。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制造商和分销商能否从彼此信任的关系中获得更多有形的利益。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的1500对制造商和分销商关系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制造商与分销商能保持彼此信赖的关系,制造商可能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3.2合作伙伴关系及战略联盟
在最近几年,诸如分销伙伴关系、渠道伙伴、分销商伙伴、经销商伙伴及战略联盟这样的术语在营销渠道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些术语所指的是一种新型的渠道关系,它与制造商与其渠道成员传统合作关系中特别设立的即时交流部门有所不同。这种伙伴关系或战略联盟强调的是制造商与渠道成员间持续的和相互的支持关系,其目的是建立更加主动的团队、网络或者渠道伙伴的联盟。在这种渠道伙伴关系或战略联盟中,传统的“我们―他们”的观念已经被“我们”所取代。
营销渠道合作伙伴(或战略联盟)的观念并非最近才出现。在二十多年前,Webster对一系列制造商及其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一项创造性研究,其中就提到了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方法。Webster指出,在渠道成员间建立“伙伴关系”要经历3个阶段。第一、制造商必须在可能提供的产品、技术支持、定价及其他相关的领域公布明确的政策条款;第二个阶段是对现有供销商完成任务的能力进行评估;第三个阶段,制造商必须定时评估它与渠道成员之间制订的政策的适用性。最近几年,Webster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营销渠道通常由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公司组成,因为这些利益是相互竞争的,所以渠道成员常常无法合作,甚至各自目标完全相反,由此产生的渠道冲突往往导致渠道效率下降。分销中的联盟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的。在一个战略联盟中,两个或更多的组织发生联系从而使得他们按照各方的共同利益进行运作。当组织之间的联系是持久的和广泛的,并涉及到各方业务的许多方面时这种联盟就是战略性的。
斯特恩(Louis Stern)与艾-安瑟理(Adel I. Ei-Ansary)认为一个合适的联盟必须同时拥有3个条件,即:一方有特殊的需求;另一方有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双方都面临着退出关系的壁垒。前两个条件是创造特别的价值增值的基础,这是战略联盟的根本。最后一个条件,即退出壁垒是保护一方不被另一方剥削的必要条件。哪些是壁垒呢?一般来说,有严格规则的或者双方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关系联盟,解脱关系会非常困难,于是各方宁愿投资以维持关系。
联盟的基础是信任,是一方对另一方诚实度的信心。而经济性满足( eco?鄄nomic satisfaction)既是联盟的动因也是联盟的结果。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成员,从关系中得到的财务报酬越多,其信任度就会越高。这会加强联盟,从而会更高效地共同工作。一般认为在能够提供资源、成长和机会的环境中,与已知的渠道成员最有可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成为好的伙伴。
另外,有两个基本因素对所有建立信任和创建联盟的努力是关键的。第一是坦率、双向和经常的沟通。第二是要经历时间,联盟的实现需要进行培育———成长、成熟和发展成为有价值的资产。虽然联盟能够被迅速破坏,但它们无法很快被建立起来。建立和保持渠道联盟关系的战略需要资源和耐心。
关系营销是营销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由一般营销向关系营销的转变是当今营销学科变革的重要趋势。制造商与其渠道成员在批发或零售业务上的亲密关系问题受到了理论界的极大重视,大部分学者认为制造商与渠道成员之间应该建立亲密关系,事实上如果渠道管理者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是进行有效渠道管理必不可少的一份子,那么它就可以不必重点发展。关系营销为处理渠道成员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每个企业都应从实际出发,确定与其渠道成员应保持何种程度的关系。建立在坦率、双向和经常性的沟通基础上的战略联盟对渠道关系的处理十分重要,当然维持联盟需要时间、耐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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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尘埃落定》是一部集写实、浪漫、神秘于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叙事方式及技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将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和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联系起来,并结合了“白痴叙事”傻子视角,三者混合使用,转换自由,互为补充,取得了其他任何叙事视角都无法取得的艺术审美效果,带来特殊的审美愉悦。不仅是阿来在小说叙事方式及技巧上的大胆创新和尝试,同时也为中外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关键词:《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傻子审美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
青年藏族作家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迎来了众多评论家、批评家的热切关注。在作品中,阿来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平实却又奇特的故事,展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艺术世界,展示了丰厚而又独特的藏族文化,透露出藏族文化独有的神秘色彩。作为一部描写民族历史的小说,阿来为了使其既具有浓厚的藏民族地域色彩,同时又符合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意识,他选择了一种和内容极为相称的叙事方式: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限知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傻子视角混同使用,造成多重视角的多重叠置。他打破了中西叙事视角理论的许多规范,是一种新的叙事探险。
角度的选择对叙事来说至关重要,杨义先生早就指出:“叙事学的要点就是把握三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结构,一把尺子是时间,一把尺子是视角。”《尘埃落定》采用了比较特殊的叙事视角:以“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爷“我”为叙事承担者:“我”是一个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我”又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许多内容就干脆让作者充当“我”来讲述,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叙事者。整部小说都是这三种视角并置于“我”的身上,呈现出一种杂语交替发声的复调状态。
小说以“我”的记忆开始为起始,“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以“我”生命的结束为小说的终结,“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记述了“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同时也是藏族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盛而衰的必经之路: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色汉人”的到来。此外,还详细地记述了“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互为辉映。从此看来,似乎小说所运用的完全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当我们阅读完小说之后,却发现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纯粹,含有第三人称的叙事在其中。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混合使用,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在中外文学创作中并不常见.阿来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小说《尘埃落定》具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
首先,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使作者在行文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叙事自由,不仅可以直抒胸怀、侃侃而谈,使读者有身临其境般的逼真感觉,同时又有小说中第三者的客观描述和评价,使小说中故事情节和人物等更加透明、更易于理解。
在麦其土司家,法定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麦其家的大少爷旦真贡布,一个就是小说中的叙事人“我”,也就是麦其家的二少爷,他没有名字,因为他出生不久就被认定是一个傻子。因此人们都叫他“傻子二少爷”或“麦其家的傻子”。南此看来,麦其土司的继承人是旦真贡布似乎已经是确定的了,因为任何一个聪明的人都不会将土司之位传给一个傻子。但随着“我”的成长,以及社会外部大环境与土司家族内部环境的变化,“我”的聪明渐渐显露出来,从对种罂粟还是种粮食的选择上以及后来的大少爷与“我”的竞赛中,“我”的做法处处都透着睿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戴。
而“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比哥哥更适合做麦其土司,特别是在“我”的哥哥旦真贡布被麦其家的仇人杀死以后,“我”成了麦其土司之位的唯一继承人。但麦其土司和土司太太的表现却让“我”的土司愿望成了漫长的等待。在这个从无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直至最后的无尽的等待过程中,“我”内心矛盾、复杂的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不时在其中穿捕一些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就是第三者对我是否配做一个土司和能否当上土司一事的客观描述和评述,如麦其土司从一开始的多次说“我儿子不会叫我操心”到对土司太太说“你的儿子叫我操心了”,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事情,父亲都要看看“我”有什么意见到后来的逊位给大儿子旦真贡布;哥哥旦真贡布“因我是傻子而爱我”到认为“我”是个“装傻的杂种”,再到后来的因为嫉恨“我”而勾引、占有“我”的妻子;新教传播者翁波意西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最了解“我”的人,他说“都说少爷是个傻子,可我要说你是个聪明人”。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将麦其土司家族内部权力之争巾麦其土司和大少爷旦真贡布的自私、固执、自欺欺人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作用相为呼应,使小说的情节、人物更加透明,易于理解,取得了其他人称叙事视角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愉悦。
其次,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有利于作者将主观抒情与客观叙事融为一体,从而更好地传递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指向。
小说通过“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极富人性本相的讲述,一方面展示土司制度逐步走向没落的现实,细致描写了土司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奴们的真实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形;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特定的生命群体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属于历史的生动过程,一种社会嬗变的起伏,一种历史的循环,一种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态的命运规则。
正是这样一个“卑俗”又“猥琐”、“浑浊”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了,土司们无所事事而引起战争、引进鸦片,礼会的全面崩溃也就无法阻挡了;残酷的刑罚,非人性的奴隶制度、鸦片的大片种植而引起的灾荒、先进武器的引进打破了土司们同有的平衡,到后来梅毒的引进,都表明了当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的事必会出现,就像风带着罂粟的种子从麦其土司的领地吹向整个川康地区一样。但作者带给我们的义不是完全的绝望,就像书记官翁波意西所说:“凡是有东两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在这里也不例外,边境市场的建立,各种适应新社会形态的东西,如钱庄、税收官的出现都是属于“新的东西”,即使作品控诉了贵族的腐朽和奴隶制的残酷及其灭亡的必然性,又歌颂了随新东西的到来而紧随而来的新时代所带来的希望,表达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情感指向。
总之,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结合使用,是中外文学创作上的一大创新,不仅为读者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愉悦,同时也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透视熙熙攘攘的尘埃世界。阿来自称是穿行于汉藏异质文化间的作家,他笔下的傻子同样具有汉藏混合血液,这不仅指傻子体内流淌的血液,更重要的是指文化层面上的混融。傻子大智若愚,甚至有着先知的自觉和敏悟,但又机锋内敛。他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同时也是一个感知的矛盾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具有神性,并以超然的目光静观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作者对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就将正常视角无法准确表述的现实与历史原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其他叙述方式所带来的羁绊。
傻子视角的运用,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一样,都是本部小说作者阿来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尝试,使小说在具有人称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之余,又平添了另一种别样的审美效果。
首先,《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
在小说巾,“我”是一个人人郁认定的傻子——“一个月时坚持不笑”、“两个月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映”、“我一咧嘴,一开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但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故事巾所有人物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这厦,作者阿来运刚了一个=作常态的叙事视角。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傻子叙事是一利限知角度叙事。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巾将这种叙审称为“白痴叙事”。这种叙事是不可靠的叙事,而“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事者的知识有限……”
比如在小说中傻子二少爷对于爱情的理解:他会“望着天边的一弯残月,想起了留在官寨里的姑娘卓玛”,会傻乎乎地“想起她的气味,她的于,她的****”;傻子的智商不足以给“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却能刻骨铭心地说出爱的感觉,“爱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正足这种纯真质朴的语言,却道出了几千年来人类无法参透的爱的真谛。没有海誓山盟,却同样让人感动得想落泪、作者安排傻子不仅是整作品的叙事者,而且是各种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因为“我”是麦其家每个聪明人公认的傻子,所以麦其家的每个成员在傻子的面前的表现都是毫无顾忌的,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
正是这位傻少爷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大地和民族,让我们目睹了康巴土司在崩溃前的最后情景,见证了两个时代交替的喧嚣和动荡。当我细细品味傻子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发现傻子的不少思考看似无稽,却含有很多哲理,他一次次的成功甚至使我怀疑他根本不是个傻子,而是大智若愚。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傻子的亲人与族人,因为傻子与聪明人的定位决定一切,包括地位、权力、财富。对此,傻子却有一个举动令人印象深刻——每天醒来时问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直面灵魂,与自己对话,因为他无法认清自己的定位,在得到“我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的答案后他就悠然自得。
傻子并不在乎世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权力,恰恰是他的不在乎,他的“不爱不恨”、“不偏不倚”的审视生活,使他看到了隐藏在土司制度繁华背后的腐朽、野蛮、愚昧和堕落,听到了历史的车轮载着新制度前进的轰隆声,看似繁华兴盛的土司制度终会像尘埃一样,在升腾、飞扬和散落之后,成为寂静的历史。作者正是借傻子似傻非傻的话语,巧妙地道出了土司制度消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一切旧的事物终会被新的、先进的制度所取代,这就是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
第二,通过傻子视角本着客观原貌的叙事,使小说中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情节:如巫师破咒、行刑人行刑等,也就成为一种平实的叙事,使小说所传达出来的藏族文化神秘但不虚妄,轻盈而又富有根基,展现了藏民族独有的民族风情及独特的审美习惯。
西部藏民族地区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程度较小的地区之一,也是原始文化与当地奇风异情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块土地。这里生产水平落后,大多过着农耕和半农半牧的生活,藏民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对超自然的力的崇拜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时西藏又是佛教教法和王权信仰的地方。
因此,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不仅成为启发其独特奇异的生命意识的导师,也是其原始的、朴素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识的源泉。在“罂粟花战争”中,作者通过傻子的眼光讲述了大量发生在他身边的巫术、梦境的事情,神巫门喇嘛奇异的医术和巫术令人哂舌,占卜、咒语、预测等在呼风唤雨中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这种描写虽神奇,让人不可思议,但通过一个傻子的亲身经历然后叙事出来,又多了一层真实感,让读者领略到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味。
总之,傻子视角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是作家阿来的一种大胆创新而且成功的尝试,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它的运用为小说的内容提供了恰当的外壳,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为文学审美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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